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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 2020-7-20 解放周一／纵深

　　摘要：上海中心大厦、龙美术馆、上海保利大剧院属于有类型贡献的佳作。上海中心大厦的类型学贡献在于，从空间到形式，这座综合性超高层建筑“长”得非常独特。它没有简单追求成为“世界第一高”，而是采用“旋转塔”的形式，大大优化了受力性能，关注自身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并把很大的功夫做在了不显眼的地底下，试图完成改善陆家嘴人群流通的关键一笔。“上海中心”还是绿色的。举例来说，其采用的两层独立幕墙设计，就像是大楼的两层皮肤，减少了侧向的风压。两层皮肤间的空间，则像保温瓶一般发挥节能作用。类似的绿色创新技术，“上海中心”创造性地采用了几十项。

　　全文：至今，很多上海市民对十年前身临其境的世博会建筑记忆犹新。

　　而对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建设者来说，世博会建筑集中展示了世界各国建筑师对当代建筑甚至当代城市发展问题的回应。未等世博会落幕，他们便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思索——

　　上海的“后世博建筑”，如何与“前世博建筑”不同？

　　建筑如何成就市民美好生活，并承托起这座城市的诗意与远方？

　　李振宇，1981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如今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的他，是中国城市和建筑发生变化最大的三十年的亲历者，也时常思考着上海建筑实践的来处与去向。

　　梳理上海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关于上海市民生活如何拥有更好的建筑安排，他心中的答案已日渐清晰。

　　变化：

　　“立新”未必以“破旧”为代价

　　解放周一：您曾说过，中国建筑最近三十多年来发生的巨变，总是与城市的变化紧密相连。在梳理中国城市建筑自世纪之交以来的重要变化时，您特地将“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列入其中。“世博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李振宇：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城市和建筑的面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我试做小结时，发现其中十个变化难以忽略。

　　除了“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另外九大变化分别是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住宅总量约300亿平方米，城市、城际交通大规模发展，国际知名建筑师活跃在中国设计市场，地域特征和留住乡愁渐成共识，中国中青年建筑师崛起，建筑设计的价值取向差异加大，生态节能成为热点，数字设计和建造正在兴起。

　　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主办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对中国建筑界设计理念、技术集成、综合策略的提升，起到了积极、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我们上海市民身边举办的世博会，真正让上海建筑设计界和社会公众一起，并肩站到了时代前沿，共同探索宜居城市的实现途径。

　　这一届世博会大量利用了既有旧建筑，新的建筑理念在旧的建筑躯壳里得到孕育，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旧建筑由此重生；环保、低碳在许多国家馆、企业馆不只是口号，世博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成为各国实践环保、低碳理念的集中展现；不少世博会国家馆建筑十分重视对特定文脉的表达，对未来城市、对空间创造的各种可能性皆有深入的思考。

　　反观过去的城市建筑实践，“破旧立新”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人们尚未相信“立新”其实不必以“破旧”为代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重视建筑外在“识别度”多过重视建筑本身的价值追求，且疏于对城市空间品质的过问和精细化治理。

　　由此看来，上海“后世博建筑”还有很多新课题待解。

　　样本：

　　人与建筑、城市互动更密切

　　解放周一：经过后来这些年的努力，上海有无出现可以代表自身品质追求的新建筑或空间探索？

　　李振宇：收到你的提问后，我试着罗列了近年来我经常去、去了以后就很喜欢的上海新建筑或空间探索。

　　上海中心大厦、龙美术馆、上海保利大剧院、龙南佳苑、上音歌剧院、环贸商城、杨浦滨江、上生新所、1862时尚艺术中心、武康路……就这么一路列下来，不多不少，正好十处。

　　在我心里，它们各有各的美，排名不分先后，恰巧又都是上海在世博会之后形成的“作品”。

　　解放周一：您认为它们分别从哪些方面代表并诠释着“上海品质”？

　　李振宇：曾有人问我的建筑理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讲，就是白话建筑、类型学贡献和共享建筑学。

　　“白话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在情理之中寻找意料之外”，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给人带来惊喜的建筑。

　　什么是“类型学贡献”？从狭义上来说，相对于“建构”的微观、“城市设计”的宏观，“类型学贡献”是在中观层面上探讨空间形式变化的可能性。从广义上来说，类型学贡献是一种思想和工作方法：在不能过多改变基本元素的情况下，寻求系统变化的可能，寻找组合方式的特色。假设你的设计做得有特色，带来了一些新的语言、新的概念、新的思考、新的手法，我们就可以说，你对建筑设计有了类型学贡献。

　　“共享建筑学”主张通过空间形式的变化，在城市甚至单一空间里打造出更多可以开放共享的空间，使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更加积极密切。

　　在上述10处建筑或空间探索中，上海中心大厦、龙美术馆、上海保利大剧院属于有类型贡献的佳作；龙南佳苑、环贸商城、上音歌剧院具有“白话建筑”的特质；杨浦滨江、上生新所、1862时尚艺术中心和武康路从某种程度上已展现出“共享建筑”的意味。

　　上海中心大厦的类型学贡献在于，从空间到形式，这座综合性超高层建筑“长”得非常独特。它没有简单追求成为“世界第一高”，而是采用“旋转塔”的形式，大大优化了受力性能，关注自身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并把很大的功夫做在了不显眼的地底下，试图完成改善陆家嘴人群流通的关键一笔。

　　“上海中心”还是绿色的。举例来说，其采用的两层独立幕墙设计，就像是大楼的两层皮肤，减少了侧向的风压。两层皮肤间的空间，则像保温瓶一般发挥节能作用。类似的绿色创新技术，“上海中心”创造性地采用了几十项。它是美国建筑师事务所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作品。

　　大舍事务所柳亦春建筑师设计的龙美术馆，其形式表达与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内涵相得益彰。从建筑学的价值来说，它有一套独创的建筑语言，结构和空间完美结合，所采用的清水混凝土富有表现力。我认识不少国外建筑学教授、建筑师。他们到了上海以后，点名要去看龙美术馆。可见，这座建筑已引起建筑界的高度关注。

　　上海保利大剧院是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做的方案设计，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这座建筑充分体现出设计者对建筑基本材料、比例、尺度、细部质量的精益追求，简单的外部造型与丰富的内部空间形成对比。尤其，它的内部空间丰富有趣——一个一个简单的圆筒，构成了入口、休息厅、交通动线等公共的功能空间。

　　解放周一：龙南佳苑、环贸商城、上音歌剧院何以具有“白话建筑”的特质？

　　李振宇：龙南佳苑是张佳晶建筑师的作品，属于公租房项目。它通过建筑设计，以连廊围合，营造出了空间共享、便于交互的社区氛围。房型以小户型住宅为主，但把小面积做得精彩、好玩，已成为徐汇区一批知名企业和科研院所青年才俊的梦想家园。当人们在徐汇滨江漫步，看到这样一片简洁大方、与滨江美好风光融为一体的建筑，这件事本身就很让人感动。在这个作品背后，是张佳晶坚持不懈数十年，一直追求为平凡人服务、为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设计。

　　环贸商城本身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商场建筑，但它通过精心设计，将自己所追求的色彩、氛围、比例、尺度和可达性，与周边环境融合得较好，和上海城市文化的调性合拍，是一座让人易于融入而不是心生距离感的商业建筑。

　　与环贸商城一街之隔的上音歌剧院，更是上海近年来“在情理之中寻找意料之外”的佳作。在它之前，人们恐怕想象不出来，一座歌剧院可以如此平易近人、简洁轻巧。作为一栋建筑，它把自己和上音校园的关系、和街道及周边建筑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就好像是从整个环境中慢慢“长”出来的，很自在，也很符合淮海路的味道。进入建筑以后，内部空间也给人舒服、到位、不张扬的感受。这是法国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包赞巴克做的方案设计，与我的同事徐风教授合作完成。

　　解放周一：在您列举的“共享建筑”探索中，上生新所、1862时尚艺术中心脱胎于工业遗产，建筑实体比较明确。杨浦滨江、武康路属于开放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但这都不妨碍它们各有各的“共享精神”，对吗？

　　李振宇：没错。杨浦滨江把沿途原本各有归属的空间串联、整合，成为一个为大家所用的公共空间。设计师章明教授提出“向史而新”，把自然与人工、工业的遗迹和休闲的气氛组织得非常好，为还江于民做出了具体的设计贡献。

　　上生新所原本属于一家科研院所，但通过积极改造，最终变成了一个能够让市民共享、让不同功能共生的所在。其中一些空间可以让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段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是许多中外建筑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1862时尚艺术中心脱胎于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船厂。日本建筑师隈研吾的改造设计既尊重了原来厂房的结构，加载了很多新的东西，还加强了整个建筑的渗透性。要知道，工业遗产一般体量较大。那么大一个实体如果只是“堵”在那儿，要共享很难。但如今的设计，让这个实体上有很多地方可以进得去、出得来，让不同人群可以同时利用它不同的功能。

　　武康路如你所说不是一个单体的建筑，而是一条路。但正是在这样一条长一公里、宽十几米的马路上，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旧对话，成为许多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喜欢的去处。这条路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又承载了今天的城市生活，还有当代的设计不露声色地融入其中。沿途各种形态的历史建筑，或断或续地串起了街道的风貌，成为城市空间的底板。这样的城市空间能很好地表达出上海的城市文化气质。

　　有人觉得上海就是高楼大厦，其实不一定。上海既有高楼大厦，也有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对文化的延续和珍惜，对小而亲切的那种形式的眷恋，对日常生活和设计趣味的尊重。后工业时代、后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可能会更加珍惜身边的、平凡的感动。这种深层次的内在需求，人们在武康路边走边看边逛时已经部分实现了。

　　瞻望：

　　存量时代追随共享与多元

　　解放周一：继往开来。以“人民城市”为未来愿景的上海，在建筑设计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李振宇：有一条线索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那就是，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建筑和城市的设计策略出现了五对新的矛盾——算法和体验、环境与建构、社会与美学、当代与传统、共享与专属。由此，设计结合共享，开始成为建筑设计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2002年夏天，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21届国际建筑师大会上，主旨发言人彼得·艾森曼就“进入信息时代，建筑会发生怎样变化”的提问回答道：“进入信息社会，建筑发生的改变，是建筑不必再像原来的建筑那样像某一种建筑。”当时我正在现场，如今再度忆起，仍然觉得这番话意味深长。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愈发深入，城市和建筑的认知识别悄悄而迅速地发生改变。建筑的“打开方式”在改变，我们建筑师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也会有新的内容。尤其，上海如今已进入“存量时代”，当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空地可以去建造全新的建筑，对既有建筑和空间的改造、优化和再利用会成为主角，设计理念的转型就在眼前。

　　人类历史上，建筑的形式曾追随过生存、追随过秩序、追随过功能，也在新世纪里愈发重视与环境、生态友好，尊重多元文化的可能性。下一步，也许会发展到建筑形式追随共享的阶段。

　　比如，我们可否通过建筑设计和高效使用，让那些公共投资的建设，率先一步尽可能增加自身共享的可能性。就拿音乐厅来举例。它的界面可不可以方便共享、可变，它的大厅能否让观众以外的人群在非演出时段，也有机会来体验，来参与各种不同类型、内容的文化活动？有了类似的理念，公共投资下的公共建筑，是可以努力为“全人群”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又如，上海很多桥下空间有利用潜力。我们可否本着重视城市生活多样性、重视提升城市温度的立意出发，想办法丰富这一类空间的打开方式？让这一类空间有条件变得更兼容、更方便共享，而不只单纯为了人车交通。我们的城市街坊、公园围墙，能不能加载更多具有复合功能的建筑空间，便于分时共享，便于发生更多人的活动，与我们的城市生活共鸣？

　　让我们的建筑通过理念创新、设计创新、技术创新，承载着诗意栖居的理想，成为市民身边触手可及的美好。让我们的建筑更好地为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不同需求服务。我想，这些都是上海打造宜居之城的新机遇、新责任。